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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金融改革困局 明年会针对民间借贷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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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11 09: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8月8日,温州市“诚信日”,温州金融改革广场开业。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在此开幕式上感叹:“信用是金融的基础,因为信用问题,温州模式在经历着煎熬,金融改革的推进,正是温州模式的再创新。”
  然而,温州金改政策当中,利率市场化没有提及,村镇银行没有放开。在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看来,突破不大。
  而在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等多位受访专家看来,民资进入金融行业,选择有前景的企业放贷,倒逼企业转型升级,推动良性的经济发展反馈金融,才是金改意义所在。
  无缘利率改革
  利率市场化却在市级层面就被否。“我们不想把温州的金融改革搞死掉。”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曾如是说。
  3月28日获批的温州金改方案12条,并不包括利率市场化,这让企业界、学界都大失所望。
  “放开利率限制,让市场去调节没做到,对我们企业没太大意义,所以都不怎么提了。”温州“打火机大王”东方轻工实业集团总经理李中坚对此耿耿于怀。
  尽管央行也在做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扩大,中欧陆家嘴(600663)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看来,“尺度太小、步伐太慢,等改革到位时中国经济已出现很大问题了。”
  且不论8月是否真能公布,这前后四个多月已显各部委博弈之烈,“投资和利率变动是完全相反,如果利率管制被打破,金融改革就做到了一半,这是目前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现在条件完全成熟。”刘胜军对温州金改并不乐观。
  实际上,温州早在1987年成为全国第一个利率改革试点城市;2002年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实验区,核心亦是利率市场化。
  这些都与温州雄厚的民间资本离不开。根据官方、半官方、民间的说法,温州民间资本总量超过在6000亿-8000亿元之间,而且每年以14%的速度增加。
  “民间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是银行的补充,有时候甚至是另一驾马车,一夜之间集聚几个亿,这是银行不可能做到的。”华峰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翁奕峰告诉记者。
  温州金改尽管提出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加快发展地方金融组织等“十二条”,但利率市场化却在市级层面就被否。
  因为这场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中,来不得半点马虎,“我们不想把温州的金融改革搞死掉。”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曾如是说。
  李中坚给记者算了笔账,2011年,他的公司总产值6000万元,其中30%多约2000多万元为银行贷款,8%的年利率产生的是近200万元的财务成本,而利润率只有3%-5%也即200多万元的毛利润,“你说减一下还有什么净利润?”
  也因此,他不敢再接5个月的长期订单,就怕资金断裂,需借年利率高达20%的民间借贷周转,一不小心可能将多年心血毁于一旦。
  利率市场化,其实正是打破垄断,交还市场的手段,也是国家今年重提的“新36条”的一个方向,然而就像铁路等领域一样,垄断行业的口子始终开不了。
  这些都是地方政府无法左右的。

门槛太高
  “按照现在的规定,国有商业银行控股15%以上,行长由他们担任,还不如原有银行多设几个分行。”
  早在2010年下半年,温州就提出加快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年)》,争取到2013年,全市小贷公司达到100-120家,注册资本达到100亿,贷款总规模超过1200亿。
  据悉,2012年的目标则是65家,目前已经开业的有30家。
  然而目前温州贷款总额6700亿中,仅110亿是小贷公司,市场占有率不到2%,按照计划,明年市场占有率能超过10%,相当于一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规模。
  按上述《计划》规定,小贷公司必须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确保纯农业和100万元以下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不低于70%。
  作为温州最大的小贷公司,华峰集团下属金融板块组成部分之一,华峰小贷公司成立于2008年11月,注册资本金为8亿元,注册资金单体规模已居浙江省首位,贷款余额已突破15亿元。
  在华峰,记者了解到,其借贷规模一般是个人限额100万元,企业限额500万元,且企业一般选择的是产值在1000万-5000万元之间,注册资本500万元左右。
  而这样的小微企业,承担的年利率在20%左右,远高出银行利率,何以承受?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这确是众多小企业主的普遍选择,除非有强烈冲动转型并且成功概率高,而且利息下降,才可能找上小贷公司。
  随着小贷公司的增加,利率下降或成必然,而小贷公司也有希望与商业银行去公平竞争一些低风险的优质客户。
  但其中的前提是,小贷公司能够继续生存。因为利率的下降,对税负高、规模无法扩张的小贷公司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黄建勤告诉记者,因为自有资金不算入成本,2011年恒隆的利息收入是8000多万,总共缴纳各种税费2300万,相当于主营业务收入的26%;同时1:0.5的负债率更是小贷公司扩张的红线,遇到一笔不良贷款就可能破产。
  周德文更看重的是村镇银行设立的体制突破,“按照现在的规定,国有商业银行控股15%以上,行长由他们担任,还不如原有银行多设几个分行。”
  但在受访的几位小贷公司负责人看来,即使解决了控股权问题,还有吸存的压力,还有审批的阻力,没必要将经营状态良好的小贷公司转制村镇银行,如果想做,另外发起即可。
  周德文反复强调:“到省一级审批即可,各省根据情况自行制定规划决定设立银行数目、规模等,但中央要规定谁审批谁负责。”
温州金融改革困局
  诚信重建
  李中坚忍不住感叹,过去打个电话给朋友就能简单拿到200万,不用写借据的情况,早已不复存在。
  征信体系在温州的建立,被寄予希望的是今年4月26日开业的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下称“中心”),由22家鹿城区工商联副会长以上单位入股,注册资本600万。
  张震宇在前述推介会上透露,温州将推动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试点扩面,从市区延伸至下属县市,争取再设立3到4家。
  然而,截至7月27日,中心咨出借登记累计898笔,金额7.2亿元;借入登记累计671笔,金额13.07亿元;成交登记备案129笔,金额8179万元,平均加权月利率1.43%。
  似乎有些遇冷?徐智潜认为,主要是社会认可度低,顾虑大,又担心税务部门会来查。
  对此,去年起草了《民间借贷法》的周德文建议,出借方需纳税,同时借入方可将贷款计入成本,“并尽快出台《民间借贷登记条例》。”
  他向记者透露,浙江省已明确明年会针对民间借贷立法。
  徐智潜则表示,在企业利润很低,将贷款计入成本影响不大,且小微企业都有合理避税的办法。
  如果针对出借方征20%的所得税,一旦遇到借入方跑路,出借人的所得税不可能退回,这样必将影响登记积极性。如果要纳税,他认为可以参照股票交易的印花税,随时调整。
  针对前来登记者提出的风险把控需求,中心打算引入担保机构。但是,担保体系问题正是近日浙江民企陷危机的直接原因。
  今年上半年,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2.69%,连续1年上升,创下10年来的新高,“温州的贷款总额中60%左右是没有抵押物的互保、联保。”黄建勤告诉记者,而已经获批的融资性担保公司不到50家,平均注册资本不到5000万,提供的贷款总额不到200亿。
  他建议是大力发展融资性的担保公司,做有偿担保,同时出台优惠政策鼓励银行发放信用贷款,再由商业保险公司提供贷款保证履约保险。
  但没有健康的实体经济,这些金改细节恐难落实。
  曾经想过做LED节能材料、林业等的李中坚则指出,转型的关键是缺钱,但国家政策调整带来的银行收贷抽贷,他不敢去尝试,“而且现在是身体最虚弱的时候,转型只会死得更快。”
  他忍不住感叹,过去打个电话给朋友就能简单拿到200万,不用写借据的情况,早已不复存在。
  甚至,他曾有朋友在银行许诺继续放贷情况下,通过借高利贷暂时填补银行的口子,结果银行拿到款就不再放贷了,“温州有句话,叫牛皮上写字不如人老实,现在亲兄弟都不可信了。”
  记者获悉,浙江省金融办近日成立了小贷监管处。
  “但金改对实体经济的扶助,目前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周德文如是说。
  在等待金改细节出台的这个“热闹”夏日,温州能否在现有框架下,探索一条将民间资本有选择性地引导到健康的产业资本上的道路,还需要“冷静”对待,正如陈德荣此前公开所说,金融体制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允许“试错”不代表可以任意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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