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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对接魔障"未摆脱 加剧温州金改"两多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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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12 08: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资本需要一场彻底的救赎。

    民间借贷引发的链式剧烈反应,使温州终于盼来了又一次金融改革试点区的黄金机遇。

    改革的消息点燃了一大批人封存已久的梦想。自2012年3月28日以来,这里充斥着期盼、等待、质疑、焦虑等各种情绪,利益相关每一方都希望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自己的现状有一次脱胎换骨般的升级。

    然而5个月过去了,温州金改却似乎没能摆脱当地的“对接魔障”。在政府层面“自上而下”的谨慎与民间诉求“自下而上”的冲动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达成的共识和难以逾越的障碍。

    当更多的质疑和等待慢慢地带走民间的激情时,温州应该反思:金改究竟需要怎样的推动力。

    深层次的担忧

    经济环境的变化加剧了温州“两多两难”的现状,一些深层次的担忧开始显现

    今年的温州看起来和去年没有太大的区别,路上随处可见的豪车、临街的高档消费场所都在对外展示着这个区域经济的繁荣。但同去年相比,企业家们的谈吐中更多了一份不安,少了一份沾沾自喜。

    “看新闻说温州企业倒闭潮之类的,去年我的工厂一年里一天都没有停过,今年反而是停了好几个月。”温州苍南县一位从事包装行业的企业家对《农村金融时报》记者表示。

    这位企业家目前在银行没有任何贷款,因此金融业在当地的波动并没有对其产生任何影响,但即便如此整个经济环境的走势依旧给他的日常经营造成了影响。对于温州这样一个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城市,这种冲击存在于当地的每一个领域。

    “以后肯定要贷款,因为温州的地价太贵了,企业要长久发展必须拿一些土地,自己的资金肯定是不够的。”虽然目前很少和银行打交道,但这样的企业家心里很明白,长久的发展必须借助金融的力量。

    在温州这样一个资本及其发达的领域,像此类的经营者只是少数,很大一部分企业家们则在当下暗暗担忧。据温州乐清一位从事电气制造的企业家表示,在他的圈子里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听到某一家曾经为之做过担保或联保的朋友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已经有太多链式反应造成的悲剧。

    同上述两类企业家不同,温州还有一类特殊的有钱人。这部分温州商人过去在外地或者国外经营着自己的买卖,凭借自身敏锐的嗅觉在环境变差前抽身而出,手握大量现金。

   ◆地处居民住宅区,位于温州东明路东明锦园的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周边环境显得较为冷清。

    “对我们而言,资金不是问题,难的是找不到好的项目。毕竟这里是老家,你必须要有一个东西展现给大家,才有社会地位,别人才认可你。”一位刚刚从意大利归国的温州华侨表示。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造成了温州当前的“两多两难”。

    敏感的氛围

张艺良摄

    没有百花齐放的活跃,温州的金改在当下看来更增添了一份敏感的氛围

    正因为温州存在的特殊现象和强烈需求,国务院在今年3月28日正式决定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下发了之后被民间称为“金改十二条”的总框架设计方案。

    然而,在政策出台后的5个多月时间内,温州却并没有交出能够引起市场欢呼的突破性成果,外界关注的金改细则也迟迟没有推出。这使得温州金改的具体掌舵者——温州金融办开始渐渐陷入市场的各种质疑中。

    其实在金改初期,温州市金融办曾一度较为频繁地对外公布信息,这其中包括高调地公开招聘108名金融人才。但在如今的温州,金改似乎成为了一个不敢碰也碰不得的敏感话题。

    “我们只是做好具体工作,金融改革上面有统一安排,我们就根据最终上级部门的要求来做就行。”在温州当地走访了多家金融机构,所得到的均是这样模版式地回答。而据记者了解,温州金融办在当下更是对媒体表示高度警觉,几乎不接受媒体的采访。

    “之前部分媒体出现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负面报道,对金改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因此现在要更谨慎,只能做、不能说。”一位接近温州市金融办的人士对记者表示。然而在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看来,改革就是一个各种观点百花齐放的过程,做了什么就应该理直气壮地说出来。

    由于人员在短时间内的迅速扩充,如今的温州金融办已经从原来的市政府大楼搬到了位于温州文昌路高新园区的科技创新大楼。远离温州金融机构最密集的车站大道,这个位于城市新开发区的办公地点,让金融办更有了一丝“后方指挥所”的意味。

    在机构的设置上,温州金融办设立了民间融资规范办公室、资本市场培育办、金融组织创新办等,可谓颇为齐全。但当记者在上班时间来到这里时,却没有看到人头攒动的忙碌现象,办公区域内显得较为冷清。

    这种茫然的情绪似乎弥漫在当前温州的金融界,让金融改革多了一丝讳莫如深地意味。

    利益的诉求

    在改革中的每一种声音背后都有着利益的相关链条,每一方都希望对己有利

    改革历来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正因如此,身在其中的每一方都希望能够借力改革登上一个新的平台,而不是在洗牌中被淘汰。

    在“金改十二条”下发的第一时间,很多温州人都逐字逐句地研究着政策的表述,期望从中能够读出一丝机遇。因为在温州的历史上,确实有很多人从只言片语的政策表述上嗅到了商机,随后便脱颖而出。

    “当时觉得最有戏的一条是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组织。大家认为‘发起设立’就意味着主发起。”一位对投资村镇银行颇具兴趣的企业家表示。

    温州有着众多民间金融的高手,1986年杨嘉兴就开办了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这个新中国的售价股份制私营银行,改革开放后第一家私人钱庄也诞生在温州苍南,这些人对进入金融行业的激情从未消退。据悉,在金改开始的第一时刻,杨嘉兴等人就向金融办递交过申请,希望能够成立民营的银行,甚至哪怕是一个组织。

    然而,中国银监会在5月26日对外公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却打破了这些人的梦想,文件明确指出,民间资本只能参与村镇银行的发起设立,主发起人依旧是银行。

    “金改那么多项内容,办银行最热门,似乎只要让民间资本办银行就能解决问题。其实投资者看中的还是这个行业的高利润。”一位接受采访的学者表示。确实,在这些对金融充满激情的人眼中,中国的银行是一个谁干谁赚钱的行业。

    “温州现在有那么多的银行,还需要新的吗?现在都有竞争过度的迹象了,很多问题就是从中产生的。”某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当地分行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银行从业人员的观点似乎完全不同。

    但企业主们则普遍认为,当前银行的竞争是在一种被保护前提下的竞争,而非自由的、真正的市场化竞争。从他们的角度而言,希望通过改革,打破这一局面。

   改革的分寸

    对于政策制定者,改革中最难的就是对分寸的把握,紧了容易死,松了则容易乱

    各方利益难以调和,使得身处改革中心的人难以避免地受到各方的质疑。

    自从温州金融改革开始的那天,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的每一次表态都备受关注。在最近的一次对外表态中,张震宇称,改革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市场体系的机制,使这种机制能够适合经济的发展。

    “风险越小越好,这一次的改革,从我个人而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如果失败了,后人会说是由于当前温州的改革出了问题,使得改革推迟了二三十年才实施。”张震宇对改革一直持有谨慎的态度,这份谨慎在当前备受各界批判。

    张震宇的谨慎并非没有根源,过去的温州就曾经因为没有很好地把握好改革而发生了“台会案”,乱集资、乱批机构等现象也曾在这里发生。人们对政策的解析和利用能力,让改革者不敢迈开太大的步伐。同时,近期关于新增不良贷款的信息披露,也令改革者们更多了一份谨慎的心态。

    “改革就是要勇于试错,要敢当小白鼠,如果不突破已有的限制,就不叫改革。”向来为企业和民间资本说话的周德文的观点则和张震宇相反,在他看来,温州的改革向来是“自下而上”的,民间先做了,政府再来规范即可。

    更为激进的言论者则认为,改革推进不易是因为没有人愿意担当责任,怕出错丢了现在的位置。

    要把握温州改革的分寸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并不是办几家民营银行这么简单,这个事情如果就可以,温州早做了。难处是在一些大的机制上的限制,例如利率市场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浙江学者对记者表示。在他看来,如果机制没有改变,增加了民营银行业依旧是在“垄断”中运营,机制改了,商业银行自然会去习惯市场。



    而在当地商业银行的从业者看来,这次改革推动慢,银行的分支机构都受到总行的管制,并没有单独的“温州权限”,因此改革目前似乎和他们没有太大关系。

    分寸的把握固然重要,但当前温州民间热情确实随着时间的拖延被逐渐消磨,5个月后的温州金改必须迎来实质性的突破。

    “如果没有相较以往实质性的突破,没有所谓的‘松绑’,怎么能叫改革呢?”这一条是所有关注温州金改进程的人们心中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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