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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领跑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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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12 09: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内容摘要: 外界普遍也认为,去年下半年温州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直接促成了这次国家层面的金融改革试验区落地温州。后来,借温家宝总理到温州考察的机会,浙江省委省政府和温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在温州设立由国家审批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既然温州能利用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问题迎来金融综合改革时机,那上海、深圳这些条件更好的区域为什么不能进行一些他们所需要的局部金融改革?”  
     4月的温州阴雨绵绵,在瓯江边等待摆渡过江的人和车都秩序井然。此时的温州,似乎已经摆脱了2011年8月以来发生的民间借贷危机和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所带来的阴影。媒体上对于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报道趋于减弱,一切看起来很平静。

  然而,温州企业并没有渡过难关。

      根据温州银监局公布的材料,截至2月末,温州出走企业234家,比年初新增60家,其中1月份24家,2月份36家。涉及银行授信的出走企业152家,涉及银行授信余额总计40.72亿元,已基本形成不良贷款,占全市不良贷款余额的36.22%。

  3月27日,温州市政府召开金融工作座谈会,温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银监局、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等多个政府部门参加。这次会议上,温州有关部门明确指出,“企业出走现象未能遏制”、“企业还贷压力逐月加大”、“中小企业融资困境越发明显”。 

     “民间借贷风波的负面影响仍难以在短期内消除。”温州市金融办相关人士分析。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温州民间借贷风波仍在蔓延。尽管温州出台一系列措施,初步遏制了借贷乱象,稳定了社会,但是,民间借贷危机、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影响之深,恐怕不是地方政府短时间内就能消除的。  

      “这种信用危机带来的创伤,几年都恢复不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温州苍南县“方兴钱庄”的创始人方培林告诉本刊记者。  

      温州民营企业家如此大规模的跑路潮实属罕见,中央早已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去年10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温州考察时强调,要妥善处理企业之间担保、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或许正是这次视察使温州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方案驶入了快车道。  

      外界普遍也认为,去年下半年温州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直接促成了这次国家层面的金融改革试验区落地温州。  

     3月28日,也就是温州市金融工作座谈会召开的第二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决定的出台,使得温州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民间资本管理公司陆续开业、7家小额贷款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招标、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成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到温州调研……围绕温州金改的一系列内容,让媒体对温州的热情再度提振起来。  

      原地踏步还是成功破题?  

      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几天后,温家宝总理到福建进行调研时指出:“我们现在所以解决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根本来讲,还是要打破垄断。”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积极发展各类债券产品等十二项主要任务。  

       虽然备受期待的“利率市场化”没有出现在此次改革的十二项内容中,但是,在具体的实施细则还未出台之前,不少人士特别是温州当地人士,更愿意把这次温州金融改革预想为一次对现有金融体制的大胆革新,寄望于通过政策利好提振人们对温州金融市场的信心。  

       参与温州金改具体方案制订的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向本刊记者透露:“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已完成,上报浙江省委省政府批复,批复后就可以实施。” 

       其实,从方案酝酿到十二项总方案的出台用了近两年的时间。  

       这两年,温州市委市政府明显感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温州一直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排头兵,但金融改革相比经济发展的需求仍显滞后。2010年,温州市政府有关部门与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合作,完成了《温州综合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温州“十二五”金融发展方案》、《温州金融集聚区的方案》等三个金融改革课题。  

       后来,借温家宝总理到温州考察的机会,浙江省委省政府和温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在温州设立由国家审批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即将出台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与2011年12月温州市金融工作会议出台的‘1+8’系列文件有所区别,但内容却是一脉相承的。”张震宇说。  

      此次温州“金改”能否如人所愿打破金融垄断?各方的看法趋于多元。在方培林看来,这次改革仍是在原地踏步,因为上世纪80年代温州就已经大量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1984年,方培林创办了“方兴钱庄”,这也是温州第一家私人钱庄,1986年温州诞生了第一家民营股份制城市信用社。随后,几十家类似金融机构诞生,这些机构实际上都执行着市场化的利率。  

      需要提及的是,2002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就曾同意温州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而且当时改革的内容比这次改革还要超前,明确提出了利率市场化和允许民间资本成立民营银行等内容。但由于银监会对此事始终未作批复,导致最后无疾而终。  

      在采访方培林之前,本刊记者收到他发来的短信,他建议记者将2005年出台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2010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简称“新36条”)和此次改革的12项内容进行比对。  

      记者发现,在此次改革的十二项内容中,有一些在新老“36条”中早有提及,特别是“新36条”针对民间投资,在扩大市场准入、推动转型升级、参与国际竞争、创造良好环境、加强服务指导和规范管理等方面,系统地提出了政策措施。可两年过去了,各分管行业的部委还没有全部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而“非公36条”破解资本二元体制的脚步几乎停滞不前。  

       “不管这次改不改,这十二项内容其实温州都在做。”方培林说。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主任李坚平认为,此次温州金改会对温州产生一定的利好,但由于没有触及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很难真正打破金融垄断。  

       与上述两人的观点不同,周德文对此次改革较为乐观。他并不认为国务院出台的十二项总方案过于模糊或重复已有政策。  

       “模糊一点就留有了行动的空间,细则的制定者可以大胆地做。”周德文说,“‘尚方宝剑’已经给温州了,批准温州为中国唯一的金融改革试验区,温州要敢去做,杀出一条血路,那样温州的改革一定能成功,并且会有益于全国。”  

       周德文还认为,此次温州金改虽然未涉及利率市场化,但并不遗憾。第一,目前试行利率市场化的条件还不成熟;第二,除了国有金融机构外,温州的民间金融机构其实一直在利率市场化。“只要我们扎扎实实把这十二项做好了,利率市场化是水到渠成的。”他说。  

      前温州市政策研究室主任马津龙告诉本刊记者,虽然国务院的12项主要任务措辞模糊,但正好给地方提供了想象空间。改革能不能成功,关键看地方政府能不能以积极、主动的改革态度落实细则。  

      财经评论员马光远认为,从十二项主要任务中并不能看出新意。“我们很多‘剧本’本身并不精彩,更期待的是‘演员’,温州有很好的演员,胆子大一点,创新多一点,对于体制突破的办法灵一点。”他说。  

      “现在就要看温州地方官敢不敢把‘乌纱帽’放在桌上来推进改革。”周德文多次向记者强调。  

      小贷公司和村镇银行哪个更现实?  

      虽然利率市场化缺位,但此次温州“金改”的12项任务仍释放出打破金融垄断的积极信号,特别是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或参股新型金融组织”。舆论普遍认为,这是本次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条。  

     “12项主要任务看似简单,事实上每一条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没有比第二项更重要的,这是一个试金石。”马光远对记者说。为什么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12项主要任务中,专门提及“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到底有多少小贷公司能转为村镇银行?“符合条件”具体又指什么?  

      在张震宇看来,目前的金融体系,正规金融发展和民间金融之间,存在一个断层,而填补的方法就是要搭建三个平台:一是小额贷款公司;二是村镇银行;三是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和民间资本管理中心。但张震宇特意强调,支持民营资本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这里的“发起”不一定就是“主发起”。2007年银监会出台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村镇银行最大的股东或者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而最大银行机构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  

       显然,如果温州金改出台的细则没有对上述规定有所突破,那么这仍意味着只有银行才可以办村镇银行,民间资本若想直接成立村镇银行恐怕难度依然很大。而马光远最期待的则是,“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这一款。“先办一个小额贷款公司,然后再转为村镇银行,这是‘曲线救国’。”他说,“小贷公司变成银行的时候,只要符合银行对资本金、人员素质和法人治理结构等要求,就应该可以变为银行。”2009年银监会发布了《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其中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主发起人、持续营业3年及以上且最近2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不良贷款率低于2%以及拥有优质的管理团队是转换的必要条件。  

        张震宇说,小贷公司能不能作为“主发起”,直接转为村镇银行,“这是银监会要探讨的事情”。他比喻说,小贷公司转为村镇银行,“不能当董事长,只能当董事,董事长要银行来派遣”。  

        现实中,小贷公司一旦转为银行,则产生了质的变化。银行的要求更高,它的风险比小贷公司更大。小贷公司如果发生经营危机,也就是放出 资本金无法收回,它可以选择清盘,由于目前规定小贷公司的资本金与负债的比例是1:1,所以对社会的影响较小。而村镇银行的资本金可以放大10倍计算,也就是说90%的资金来自于社会公众,如果这一家村镇银行办得不好,又没有国家作为后盾,则无法抵挡一些突发事件,比如挤兑。  

        针对这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银行是规范的金融机构,在资本、管理能力和风险控制方面,都能达到一定水平。也正因为此,发起人和主要股权落到传统的一些金融机构头上,而其他民间资本进入的积极性可能就会受阻。  

        “这次温州提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要突破现有规定,但国家依然要考量,这样的村镇银行,风险到底要怎么样控制。”刘元春表示,“简单地呼吁降低门槛,在村镇银行等方面做出一系列改革,结果并不会很好。”对于什么样的小贷公司能转为村镇银行,张震宇谈了一些他的个人意见:“一是时间办得长的,有经验,也就是说你的人才很多;二是资本金规模大;三是在经营过程中,每年都被评为优良等级。”  

        财经评论员叶檀对小贷公司转为村镇银行有着独特看法,她认为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整个市场需要的是什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她说:“如果小贷公司非常好用,用得顺手,那就是小贷公司。一旦‘登堂入室’,你会发现主导权没了,最红最大的桃子就被银行拿走了。如果把小贷公司的风险管控起来,就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在温州开办小额贷款公司的黄建勤认为,如果仍按照现有的《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他的公司已经走不下去了,他也想转为村镇银行。“不过,如果小贷公司管理制度有突破,比如,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适当扩大负债规模,我也会考虑继续沿着小贷公司这条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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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5-12 09:22 | 显示全部楼层
  金融改革谁领跑?  

        在社会热烈讨论温州金改方案的时候,一直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首先坐不住了。  

        4月12日,深圳市委常委会研究通过《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系列配套文件,提出年内成立深圳前海股权交易所、与香港试点开展双向跨境贷款等多项金融改革措施。紧跟着4天后天津滨海新区出台了金融创新等18项举措。  

       受温州“抢跑”、深圳“跟进”的刺激,国内多地亦有推动“金改”言论,先是证监会主席赴武汉引发金融创新猜想,接着热议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可能赴上海出席金融改革座谈会。近日媒体披露,珠三角金融特区方案已经上报国务院。而A股市场上不少涉及金融改革概念的上市公司更是被看好。  

       事实上,今年1月31日,在温州金改获批之前,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联合上海市政府联合发布《“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这个规划被视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程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不仅明确要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还对金融改革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表。  

       刘元春认为,中国的金融改革走到今天,区域性的改革一直在推进,但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阻碍。“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温州金融改革是下一步改革序幕拉开的基点,不在于温州的未来怎么样,而在于全局性的意义。”  

        温州、深圳、天津、上海……一系列的区域性金融改革,让人联想到未来可能产生的“连片效应”。“这种连片效应就是指从区域性、非实质性的金融改革引导出一种全新的、系统性的金融改革。”刘元春说。  

        当被问到,虽然大家都有金融改革的共识,但是为什么总是改不动时,刘元春认为,改革需要新的能量来推动它,需要有一种新的思维引入。  

        令人疑惑的是,从金融改革的整体环境来看,温州赶不上上海和深圳,但是首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为什么没有放到上海和深圳?  

        刘元春认为,这次金融改革并不是对现有金融格局中最核心的利益进行调整,而是对民营资本的一个梳理和服务于民营资本、民营经济的多元体系的构建,这些恰恰是深圳、上海、北京、天津,不想干也不想争的。而民间力量的培育孕育了新的格局和新的力量,从而推动其他区域的金融改革。  

      “既然温州能利用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问题取得金融综合改革的时机,那上海、深圳这些条件更好的区域为什么不能进行一些他们所需要的局部金融改革?”刘元春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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