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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安放我的“金融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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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5 09: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苏巧将 摄
当年的方培林和他的方兴钱庄。

温州金融改革,时至今日,已走过八个月。有焦灼,也有期盼。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陈德荣曾说过,改革的成功,要靠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与有序参与。中央对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对温州先行先试的信任以及各部委的给力支持,是我们坚强的靠山,而温州这方土地上的人民与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温州精神,是最大的动力之源。

温州人的创新意识,更多出自民间的草根阶层,特别在经济领域诞生的一个个“第一”。这些年,温州人的创新意识和冒险胆略正逐渐淡化,此次金改,与其说是给温州民间资本一条合理流动的渠道,倒不如说它给了温州模式和温州形象一次重塑的机会。现在,我们应当正视这个机遇,让草根的颠覆力量,破土而出。

本报记者 黄之宏

接通电话,方培林并不在温州。那头的他,有些忙碌,这段时间他频频去上海。

半年多前,他在接受采访时言辞恳切,“时不我待,快去农村开‘小贷’”。

他是民间金融改革的急先锋,被视为“民间金融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过去30年里,他似乎从没有放过推进民间金融的每一次机会。

1984年9月29日,三十而立的方培林放着医院稳定的工作不做,在老家苍南县钱库镇方家老宅门前挂出“方兴钱庄”招牌。这是新中国第一家、也是迄今唯一一家由私人开办的金融机构,也是方培林“金融梦”的起点。

2000年,《担保法》司法解释出台,温州市政府出台相关文件鼓励民资开担保公司。年近半百的方培林在长时间的沉寂之后,再次闻风而动,创办了温州首家担保公司,依旧用的“方兴”,与当年的钱庄同名。而且他抓住《担保法》第三人介入,由“本人”到“他人”的一字突破,拓展了质押履约担保业务。

2008年,嗅觉敏锐的方培林再次捕捉到新的可能性,这一次,他追逐的对象是小贷公司。“许多人冲着办银行去办小贷,这恰恰是中央在诱惑我们,目的就是鼓励大家办小贷公司;就像我们跟小男孩说,你乖一点,长大了那个女孩子就给你当老婆。”在方培林看来,这是地下金融转正的良机,然而后来的规定提高了门槛,他最终被踢出局。

今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方培林已经花甲之年,温州金改可能是他此生能够把握的最后一次机会。今年4月,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在温州主办“高峰论坛——探路温州金融改革”,方培林不失时机发言,他指出的改革的突破口仍是小贷公司:要放宽限制,让百姓去办小贷公司。

时隔7个月,人们期待方培林早该做点什么了吧。

然而,这次他却“安静”了。他说自己在做实业,对媒体否认现在忙碌的事,与此前心心念念的金融有关。

这位30年民间“金融梦”的逐梦者,而今却似乎不知自己该梦归何处。

回首过去的逐梦史,外人看来他屡屡踩线、屡被叫停、屡试屡“败”,但方培林心里对自己却另有看法:“也许是巧合,也许,我在推动改革。”

1984年他办方兴钱庄,银行的人第二天上门抗议,后来是在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的力挺下,他在方兴钱庄前打出“温州试验区”的牌子。方培林记得曾经中央有两个人过来调研,扬言“回去之后给中央打报告,不让你个人办银行”。

2000年他办保险公司,2005年推出了所谓的“四方得益业务”,2007年国家关于第三方存单质押贷款出了相关批示。

“1984年我不做,1987年你文件就不会出来。我做了你出来说明我引起你重视了。”方培林说,个人办银行的路子走不通,合作途径才探出头来,这就是后来的股份制银行;他在金融担保领域的尝试也是如此。

并不夸大地说,至少他的每一步尝试,他都在向着民间“金融梦”更近一步。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在温州金改中步伐如此沉重,他真的止步不前了吗?

温州金改获批后,方培林曾在各种场合透露自己的小贷计划。

如果每个村镇都有一两家小贷公司,实行备案制而非限制数额、抬高门槛成为富人俱乐部,那么民间借贷就能阳光化、公开化;如果充分多的小贷公司形成竞争,贷款利率经过市场调节就会降下来;如果各地小贷公司形成信息互通的网络,甚至形成行业协会,借贷风险能降低……

“农村小贷公司最容易上马,最容易放开。半年内,所有村镇都搞一两家,钱库金乡都搞一两家,民间借贷就规范了。” 他指着文件说,中央对发起人、数量都没限制,便是充分让民资进入。“这也是我的主张。应该全面放开小额放贷公司,让家家户户的钱都拿出来,越多越好,满足市场需要,平抑民间借贷利率。”他直言不讳。

但梦想与现实总有差距。温州上报待批的金改实施细则——《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显示,今年新增小额贷款公司30家,2013年总数达100家,实现都市功能区和中心镇全覆盖。这一数字在方培林看来不是鼓励,而是限制,“按我的想法,起码3个月内设1200家,每个乡镇在3家以上,才能真起作用。”

当再提起他所关切的“小贷”,他在电话那头说:“政府还是在积极推进。”

“那么你呢?你有什么新动作,新进展呢?”

电话那头,稍沉默了。

温州金改之初,方培林对破冰曾充满期待。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常常感慨当年:“早年的改革是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中央层面比较谨慎。现在倒过来,中央政策放开,希望你大干,到了地方却总是出现各式各样的束缚。”

“想当年,没有国家政策,地方干部揣着乌纱帽帮我们做事。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胆子越来越小--中央有热情,到了地方,往往求稳有余、创新不足。”

时隔7个月,他似乎也慢慢“修正”了自己的某种“成见”:“我越来越理解他们的难处,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陷入两难:放开不行,硬管也不行。”

这看上去矛盾却不无妥协的说法,折射出的,正民间资本探路正规金融的尴尬:左冲右突,始终不得其门而入,民间金融至今仍以灰色之姿在体外苦苦徘徊。

方培林式的困境其实随处可见。

10多家温州商会希望抱团组建温州现代商业控股银行、8家温州金融设备企业欲发起组建“行业银行”并递交报告,曾在1986年创办全国最早股份合作制信用社——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的杨嘉兴等人递交办民营银行的“申办报告”,结果,都是泥牛入海。

“30多年,别的都迈出了两步,金融只往前挪了半步”。

方兴未艾、方兴难艾,方兴莫艾。花甲之年的他,并不会放弃独特的思考,始终以他的姿态解读着“温州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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