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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问温州金融综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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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29 09: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12条改革意见拉开了金融对内开放改革试点的帷幕。金融改革试点启动,再次引发关于在金融领域放松管制打破垄断、小贷公司升格村镇银行、民间金融阳光化、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开放个人海外投资等等问题的讨论。我们认为,要使综合改革沿着正确安全的方向达到预期的效果,对民间金融的现状和一些相关问题需要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避免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导致改革走更大的弯路和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民间资本的金融活动受到过于严格的管制吗?
  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为了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和生存以应对危机,银监会发文开展小额信贷公司的试点,基本原则是一县一个,后来为了加大竞争性,扩至一县两个,资本金是5000万元到1亿元人民币,实际上很多小贷公司超过这个资本金规模。全国有超过2000多个县,到2011年底,全国小额信贷公司已经超过4000家,温州地区就有27家,总金额达数千亿元。如果加上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各类股权投资基金以及一些专事买空卖空的贸易公司,民间性质的金融投资类公司超过万家,资金达数万亿元之巨。国内民间金融活动的活跃程度,从如此巨大的资金规模、数以万计的公司数量上可见一斑。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金融受到严格管制并不准确。温州综合试点明确地方政府对民间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管辖权,为地方政府把金融业作为一个独立行业来打造提供了空间。很多地方已经雄心勃勃地把未来金融业独立发展的目标定在占GDP的30%的水平上。也就是说,未来政府通过虚拟经济相对容易制造GDP增长来实现业绩成长的偏好,使民间资本在虚拟经济中将有更大的施展空间。自2008年为应对危机开展民间小额信贷公司试点以来,民间资本的投资活动基本是开放的,针对民间资本的金融活动的综合改革应该不是放松管制的问题,如何规范民间金融活动避免金融乱象才是制度建设的重要部分。
  民间资本的金融活动没有受到管制吗?
  当然,民间资本的金融活动也不是没有受到管制。民间资本需要突破管制的是进入银行业,成立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现在国内工农中建交五大全国性银行是财政部和央行控股的,所以是名副其实的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基本是国有公司的股份,或者说国有控股。地方商业银行是以地方政府出资或者地方国企出资为主,仍然是国有性质。有个别资本来自民间的银行,但管理体制仍然保留体制内的特征并非市场化运作。像浙江泰隆银行这样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资本控股的民营银行全国不会超出5家。民间资本一直没有跨过可以吸储的银行金融活动的门槛。如果不能成立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国有银行在资金方面就处于垄断地位。银行的行为决定资金配置,在低效率和高利润的目标追求下,银行很难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小额信贷公司升格为村镇银行
  是否就解除了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管制?
  从现在组建村镇银行的基本规定来看,村镇银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按照现行村镇银行设立规则,首先要求一家正式的银行,包括外资银行有20%的“相对控股”。也就是说其他参入的民间资本分别不能超过20%的比重,否则就不符合银行“相对控股”的规定。实际上民营企业对银行参股不控股的民间资本活动早已存在,温州部分企业早就参股地方银行,有的甚至参股不止一家银行,这些参股行为并未受到明确规定的限制。但是,只要民间资本不能控股的限制不打破,银行业的垄断就没有受到根本的挑战。
  实际上,判断一家银行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不完全取决于其资本构成,更重要的是要看他的管理体制。由银行控股的村镇银行的金融活动和金融行为,必然要受控股银行的行为准则和利益导向左右,与原来的银行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从国内银行业的生存现状来看,仅从资本构成的角度而言,也有所谓民营银行,但是如果从管理体制上来评价,很难认同其民营银行的性质。在20%银行相对控股意义上的“升格”,无非是给了各类大银行一个更大的扩张的空间,进一步扩大银行业的垄断,挤占民间资本在银行业的发展空间,设置了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
  当然我们不认为所有的小贷公司都应该“升格”为民间资本控股的民营银行。正相反,我们认为要非常谨慎。必须经过严格筛选,只有恪守本分、诚信守法、真正为小微企业服务、有审慎的内控机制、风险和信贷管理规范的小贷公司,才具备“升格”的资格。对于那些“跑路”的、有借债不还记录的、套取银行资金发放高利贷的、专营“钱”赚“钱”生意的各类小贷公司和投资公司,不能“升格”成民营银行。绝对不能在“放松管制”的掩护下,让不规范的小贷公司在扰乱民间借贷市场以后,再扰乱银行借贷市场,制造更大的金融不稳定甚至金融风险。
  但是将一些优秀的小贷公司一刀切成只能参股不能控股的村镇银行,就设置了民间金融发展的障碍,扼杀了中国金融领域最有生命力的竞争力量,贻误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时机。不加区别简单地一刀切的做法,是最需要废除的规则和需要突破的管制。只要给优秀的民间金融机构一缕公平竞争一视同仁的政策阳光,民间资本一定能够开辟中国金融业的一片蓝天,中国一定能够诞生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营银行。
  存款保险制度适合国内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生态吗?
  存款保险是发达国家防止银行破产造成存款人损失的一种政府担保行为。一般由银行缴纳一定的费用,万一银行破产清算,存款人可以得到一定数额的赔偿。存款数额超过赔偿额度不被保护。
中国银行业以国有银行为主,至今为止政府对于银行存款是全额担保的,银行坏账已经两次剥离,政府已经拯救了银行两次。只要预算软约束变相存在,大银行和国有银行根本没有参与存款保险的意愿,存款人也把银行存款视为无风险资产。
  部分保险的存款保险制度可能让民营银行根本无法与大银行竞争。民营银行开始一定是小银行,小银行抗风险能力差。如果实施部分存款保险制度,会加大存款人对民营银行的不信任度,存款人更会选择大银行而不会选择小银行,这将放大民营银行未来经营的风险,对民营银行的发展非常不利。
  因此,存款保险制度对以国有银行为主的国内银行业未必适用。特别是国内民营银行还未真正萌芽,存款保险制度可能让孕育中的民营银行胎死腹中也未可知。
  民间借贷恶性事件是民间信贷受到管制的结果吗?
  浙江一些地方出现吴英、立人集团这样的恶性事件,有观点把这些事件的发生归咎为民间信贷受到管制的金融垄断体制,认为“罪”在金融垄断。温州金融改革即是针对这类事件,提出了放松金融管制的改革举措。
  这样的观点可能把综合改革试点引入歧途。事实上吴英等的集资、借新债还旧债,甚至放高利贷、投机高风险期货交易等等行为,没有受到任何管制,吴英等事件的“罪”在欺诈。用不切实际的高收益集资,导致受骗人损失惨重,欺骗和谎言是法不能容的。欺诈是个人行为,不是管制下才会发生欺诈,不管制就不会有欺诈行为。在美国高度自由的金融体制下,也产生麦道夫那样的庞氏大骗局。不论是什么样的金融制度,对于欺诈行为都是要绳之以法的。麦道夫的庞氏骗局暴露后,麦道夫遭到终身监禁的无情判决。“庞氏骗局”之罪就在一个“骗”字。
  吴英等构成犯罪的欺诈行为与信贷体制无关,他们的犯罪行为并非当
  前信贷体制所逼,更不能成为解决民间借贷困难的温州综合改革试点的模式。温州综合改革阳光化民间借贷活动,应该是让欺诈无处遁形,而不是让欺诈行为合法化。温州改革一定要把搞活民间金融与金融欺诈活动严格区别,让“体制”为欺诈行为脱罪,会误导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方向。
  要防止恶性事件发生,温州改革试点需要明确制定民间融资活动的必要的规则。如果民间融资活动出了问题要把握两点:第一,如果是非法融资包括集资欺诈行为出了问题,监管机构要追究失职之责,依法处理当事人。第二,如果是合法集资的行为出了问题,应该风险自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负债不还、诚信尽失的“跑路”行为就可以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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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5-29 09:29 | 显示全部楼层
  温州综合金融改革试点是否意味着高利贷合法化?
  有观点认为,高利贷是民间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的结果,温州金融改革试点应该纳入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温州改革放松管制是否意味着民间融资可以完全自主定价还不得而知。温州过去出现的高利贷是在一个信贷需求和供给十分扭曲的信贷市场上出现的现象,不能简单认为是利率市场化的结果。
  以投机套利活动为“主导”形成的任何价格不应该被认定为市场定价。比如,在香港人民币不可交割远期市场上,与既没有人民币的需求也不需要人民币的供给、割差用美元结算的套利活动相对应的人民币汇率预期,不能被认定为人民币均衡汇率。目前,主要国际储备货币过度宽松,大规模流动性投机石油以及其他大宗商品。如此背景下形成的国际石油价格绝对不能被认定为合理的市场价格。
  温州改革试点重在创造公平竞争的信贷市场,创造一个有法可依有法必守的信贷环境,在其他融资渠道逐渐得到相应改革之后,民间融资高利率未必能长期存在。至于利率高低是否合理,只要民间融资没有出现暴力讨债的黑社会行为,不管债权人还是债务人出现损失都属于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的情况,不必多管。但是,温州综合改革决不意味着,由欺诈和暴力讨债等违法行为在扭曲的信贷关系中形成的“高利贷”行为的合法化。
  在中国的直接融资并非融资主流方式,民间借贷特别是对实体经济的融资还未成气候的情况下,民间借贷行为形成的利率不足以冲击银行的非市场化利率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利率。只有民间特别是市场直接融资成为投资融资的主体,至少超过半壁江山,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利率,利率的形成机制才有市场化可言。推动民间融资市场的发展,有利于推动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有倒逼利率市场化的作用。
  综合金融改革是否使小微企业贷款难问题迎刃而解?
  温州综合金融改革是与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一起提出来的。小微企业贷款难需要草根金融来解决的思路是对的,但是把民间金融改革的温州试点与小微企业贷款难的解决直接挂钩,可能只是过于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
  有报道显示,2011年温州民间资金达到1100亿元,温州民间借贷活动非常活跃,但是温州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却也是全国范围内较为突出的。这说明巨额温州民间资金并没有选择给小微企业贷款。甚至有些企业把自有资金参与到以钱赚钱的高收益投资中,企业的流动资金则找银行贷款。有报道称,浙江近期一“跑路”女老板使某企业家损失6300万元,但是该企业家不愿意报案,担心银行获悉资金出现风险不给他贷款。自己有6300万元去博弈高风险赚取高收益,再向银行贷较低利率成本的流动资金,风险投资出事后贷款不难就奇怪了。这类企业的贷款难是一个伪问题。引导温州民间资金参与小微企业的经营活动要有非常务实的措施。
  一是,大的经济环境中必须不存在泡沫经济和暴利行业。各行业能够通过公平竞争,优化配置资源,赚取社会平均利润,资金就会心平气和地去追逐平均利润。二是,要建设多层次的投融资市场。温州改革路线图中的重头戏是引导民间资金以股权的形式投资企业,从而实现对实体经济的投资。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但是这种以股权形式投资企业的模式要特别注意避免像现在这样的大规模“最后一公里”的财务投资行为。已经有不少国内外的股权投资基金以股权投资的方式参与投资活动,非常遗憾的是,不少这种“股权投资”都是上市前的财务投资,或者是离上市不远很快就可以套现退出的投资活动,对真正需要帮助的小微企业未必有兴趣。这样的“股权投资”仍然属于短线行为。
  而有两类真正需要帮助的小微企业,一类是需要流动性资金的企业,另一类是需要扶持的创业型和创新型不同阶段的小微企业,中国参与第三次产业革命——数字化革命的主力军可能在这个群体中产生。对于第一类企业的帮助,建议建立以小额信贷为主业的小型社区民营银行,或者政府为主针对性地建立专门服务中小企业的中小企业银行,或者大银行强制性划出一定的资金额度,解决小微企业流动性资金需求。流动资金是不能靠股权投资也不能靠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来解决的。对于第二类企业,要通过培养多层次的“投融资市场”来解决。企业需要有天使投资在初始期的扶持,需要风投在初期向成长过渡阶段的风险资金的支持,需要股权投资基金在价值培育和提升阶段的培养和帮助。温州金融改革应该着手建设真正意义上的拥有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的多层次的投融资市场,推动不同阶段投资的专业化。换句话说,投资基金的投资领域不要太过多元化,专业化的投资对企业才有真实有效的帮助。以上市退出为目标的股权投资不是对实体经济的投资,还是属于类证券投资的范畴,笼统的“股权投资”很难改变现在温州金融投资的生态环境。
  民间金融活动的阳光化改革与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并不必然直接相关,钱很多但小微企业贷款依然困难的温州现象,需要务实的措施和重大前瞻性战略的引导。简单把温州改革与小微企业贷款的老大难问题联系起来,除了更容易用冠冕堂皇的理由争取国家短期政策的倾斜以外,可能并不利于务实的改革措施和战略目标的制定。把股权投资的目标定位在参与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战略目标上,将夯实中国数字化经济的发展基础。
  个人海外投资有什么风险?
  开放个人海外投资也是温州金融改革试点的内容之一。这既是一个对外开放的举措,也拓展了民间资金的投资渠道。个人投资海外最大的风险是信息不对称。如果是证券投资,换汇额度扩大可能是最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可能推动一直搁置的港股直通车。不过这部分个人投资者有些已经是沙场老将了,特别是在香港市场上。因为内地进入香港的资金占比较大,甚至出现让H股看A股脸色的时候。对于有意参与的新的投资者,尽可能获取信息,加大对市场的了解是必做的功课。如果是对于海外实体经济的投资,不论是收购兼并还是投资建厂,特别重要的是对投资地的文化风俗、法律法规、宗教信仰、人文环境、市场特点等等,要有充分了解和深度认识,还要选择合适的合作人,否则失败的概率很大。特别是通过抵押借款出国投资的个人投资者,一定要量力而行,决不可有赌徒心态,否则可能倾家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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